我也看改革宗
由於改革宗對神學、聖經、生活、社會和文化等的處理方法上，不同於其他宗派，引起更多人和教會的重視，很多中國家庭教會宣佈開始向改革宗教會轉型。但是改革宗的一些特有的問題，不能不引起我們的警覺和注意。我必須說明，我不是研究改革宗的專家，也無意把這篇文章自視為一篇決定性的研究報告。只是作為一個基督徒，有責任來參與對改革宗問題的討論
一
改革宗是不是唯一能夠代表正統基督教信仰的宗派？真正的改革宗人士沒有一個人果敢地認為如此。比如改革宗很有名的神學家弗雷姆（John
Frame）說過：“上帝不會把所有真理都賜給一個宗派，也不會讓一個宗派毫無謬誤，我們因此必須保持謙卑、開放的心態；謙卑就是承認我們自身的局限性，開放就是願意向別的宗派的人士學習。那種認為改革宗傳統加上改革宗信條當作衡量正統與否的標準是完全錯誤的”。林慈信也有過近似的表達，他說，若認為唯有改革宗代表絕對真理，那是異端說法。
但是，讓人能夠接觸到的許多改革宗人士給人的印象絕非如此。比如他們非常願意說，改革宗是屬於歸正神學；是唯獨聖經、唯獨榮耀上帝、唯獨恩典等的神學；是高舉聖經真理，精神敬虔、體系宏大的神學，等等。他們有這樣一個很有震撼力的口號：唯有改革宗才能復興中國教會！這樣的口氣，真是有一點咄咄逼人。自己把自己打扮到如此高的地位，好像就是在說，其他宗派肯定不是如此，甚至什麼都不是。也是否還可以解讀為：別的教會都完全走歪了，都需要讓改革宗帶領
“歸正”，否則就會走向滅亡？
我們會經常聽到他們會說：我們的信仰是最純正的，他們的核心命題都原本於聖經。而且是“我們”改革宗幫助人們認識到了人們如何敬虔，是“我們”改革宗幫助人們認識到了在救恩裏的確據，是“我們”改革宗幫助人們認識到了救恩唯獨基督，等等。如此自我陶醉，由此很自然地，他們也因此會經常自誇；如此的自大傲慢，不啻於以自己等同於真理的本體了。
我很同意這樣的說法：唯獨聖經、唯獨榮耀神，唯獨耶穌基督等的歸正思想，根本就不是某派所特有、所獨佔的，而是每一個願意回歸聖經真理的人，願意回歸聖經真理的教會，所共有的認知。
教會處於一片黑暗之中，別人都不行，唯有“我”才能給教會帶來“亮光”的自大表現，我們在一些改革宗人士身上所看到的一點都不遜色。
我很喜歡改革宗神學。但我也一樣認為，改革宗教會也並非是世界上最好的教會。改革宗教義清晰，方向明確，能完備地處理許多問題，這是它的優點。然而在訴諸意志，做出委身和捨己方面，我認為常被改革宗指責為有阿米念傾向的中國的傳統教會，比如最令改革宗“討厭”的倪柝聲的“聚會處”比較而言更加接近聖經。
二
改革宗的許多人他們是博學多識、能夠放言高論的人。一些人被他們激情而有力的教導所吸引，開始效法他們這種類型的講道。於是，這樣產生一個現象：很多對改革宗神學有熱誠的人以為在講臺上夠高談闊論的，滿腹經綸這才是改革宗。他們也開始惟妙惟肖地開始效仿，即使自己沒有相應的學養和學識。我曾碰到一個只有小學四年級自詡是改革宗的傳道人，在講臺上竟用所謂的哲學來論證神的客觀存在。這種囫圇吞棗亂用知識產生的果效可想而知。
正由於此，很多推崇和追求改革宗的年輕人，還不大不知道怎麼研讀聖經，還沒有效法聖經本身，還沒有好好地在去經歷、去認識那又真又活的上帝情形下，把過多的精力和時間放在那些所謂學問上。
這也是因為很多改革宗神學訓練也會非常注重學術方面的訓練，好像學識乃是作為牧者所必不可少的。很多改革宗的神學訓練在不自覺地教導“理性的首要性”。傳統中國教會非常蔑視理性，很多傳統教會由此在對聖經的認識中，憑藉直覺，以至靈異解經非常嚴重。承認理性固然是重要性的，追求學術研究也是必不可少。可是，學術化的培訓，可能會產生非很多“理論家”，相應的個人的內在的生命成熟，個人蠻有恩典的愛心等方面卻不一定有相稱的長進。“理論家”就我個人的經歷和體驗而言，一般都是恩賜很大，生命很小，不近人情，缺乏愛心，往往給教會帶來爭吵和破壞教會的和睦。
近幾年，海外國內背景的某些改革宗人士向國內教會推銷湯瑪斯·阿奎那式的“經院主義”神學的方法論，他們不惜著書來推銷“經院主義”給人更甚層次來理解聖經的好處。湯瑪斯阿奎是以自然神學足以瞭解真理的前提來做出發點，把亞裏斯多德的哲學當作認識真理的邏輯方式，從而產生一種“預設”式“神學”。這種“神學”特點，是用哲學推理來論證聖經的正確性和可信性。我近幾年讀了一些這類人物的文章或書籍，他們一般都沒有西方學者那麼誠實，他們信仰經歷一般都不大深刻，卻有著世人一般的浮華與浮躁。
其實，近代的絕大多數新派神學家，很多都是從改革宗體系裏出身的。很少聽說有改革宗教會走向靈恩路線的，因為靈恩派的神學背景極其膚淺。但是改革宗走到新派路線的卻是不勝枚舉。這是因為改革宗神學體系很強調理性的重要性。但許多事情都有它的兩面性，強調理性的重要性也會讓理性走偏，可怕的後果就會偏向忽略聖經立場。社會福音在國內最近幾年有復興之勢，而這些社會福音的毒素主要是來自一些改革宗的所謂“文化使命”。
“改革宗神學”這辭彙意義已經非常混亂，有一些人就是打著改革宗名義，把理性置於信心之上，兜售其中的新派神學。他們很有學問，但信仰立場是很有問題的；他們為教授神學而教授神學，他們不斷地在刊物上，網路裏發表社會性及政治性的主張。其實，我們經常能接觸到的，從國內的到國外的都有。比如最近幾年非常炙熱的提摩太•凱樂（Timothy
Keller），我以為就是很有新派傾向式的改革宗人物。他在國內搞的培訓重點就是放在盟約的關係上。
三
說到盟約，我發現，有些改革宗人士非常願意講“約”。“聖約神學”是十七世紀改革宗從神與人之間的盟約關係中發展出一個觀念。“聖約神學”又分為“行為之約”（或工作之約）和“恩典之約”。這個表述的字眼並沒有直接出現在聖經裏。當然不是說沒有直接出現在聖經裏就不存在，就不重要。“三位一體”在聖經裏也沒有直接表述，但卻是聖經最重要的真理之一。
“聖約神學”對理解上帝的恩典，和漸進性啟示來說至關重要。神人關係是不是一種約的關係？回答一定是的，整個聖經分為舊約和新約，希伯來書用了有很大的篇幅（8:7-11）也說到了這層關係。但有一點有些改革宗人士忽略的，就是聖經裏的聖約關係，不完全是我們觀念裏的“約”（合同、協定）的關係。這不是聖經裏“約”的正確出發點。針對這個問題，慕理（John
murray）在他的《恩典之約》的著作裏專門論述過，他說：“人與人之間所立的約裏有一種平等性的因素，這在上帝與人的關係中是不存在的；人間的約的關係裏相互性是必須的；但這種關係在上帝與人的關係裏完全不適當”。可是我在很多國內改革宗的講義當中，看到的的確是如此。
這個問題比較複雜，恕我多一點筆墨。
1、在建構聖經裏的“約”時若不小心，極容易進到人的觀念框子裏，既容易導致“人和神共同協商、做事、合作”的傾向。不客氣地說，一些改革宗人士確非常容易犯這個毛病：用“約”無限延伸至上帝救贖計畫的各個層面，以至於用“約”來定義信心，稱義，敬虔等如此不計其餘，如非常重要的信心、生命、聖潔、喜樂等就失去了應有的真理價值；聖經裏重要的概念如捨己、順服、信靠也就會成為空闊的詞句而已。他們把“聖約神學”視為聖經教導的核心，這樣讓人看來是似乎很有成就，很有洞見，但卻破壞了恩典的充分和因信稱義的必要。
隨便舉個例子，我們耳熟能詳的約翰福音三章十六節“神愛世人，甚至將祂的獨生子賜給他們，叫一切信祂的，不至滅亡，反得永生。”從約的角度講，這種關係是若以“信為條件”，才可以得到上帝給人的“不至滅亡，反得永生”
的應許。可是聖經裏告訴我們，連信心都是人謙卑的恩賜（弗2：8，來12:2）。“約”的概念只陳述了神與人關係上的相似點，而未能道出這種關係上重要的不同。聖經中告訴我們，若有人在基督裏，他就是新造的人（林後5:7）。基督是我們的一切，神把我們放在祂的旨意裏，在基督裏成全我們。這個，絕不可以用“約”來解釋。
加爾文和路德都有深厚的敬虔和完整的神學，他們很少講約，而是更多講“信”。聖經裏是講了不少“約”，但相比之下更多講“信”。聖經裏有兩百多處講到“信”。我們是因信得救，也是因信稱義，也是因信成聖，因信得著榮耀，因信進天國。福音是神的大能，神赦免我們的罪，還要把我們從罪的權柄下面救出來，讓我們不再作罪的奴僕，因為“救恩出於耶和華”（詩98:2）。
2、有些改革宗人士常認為自己比較關心“大框架”、“大故事”，關於盟約的關係他們講的神乎其神，無形中拔高了
“盟約”在救贖工作中的角色，貶低了神的主權和神的單方面救恩。很多時候他們太強調救恩的整體性關係。他們認為，傳統的教會太注重個人與神的關係，以至於不能用信仰來影響世界。所以，按著盟約的思路，他們更認為，神分別基督徒出來和基督聯合，就要活得像一個盟約團體；這團體和世俗就要有所分別，更忠心，更忠誠，以致改造世界、建立合乎基督精神的社會與文化。
很有名的改革宗學者賴特（Tom.
Wright）的神學路線就是從“約”走錯的。曾經的改革宗的大本營普林斯頓神學院，西敏神學院都是因為在“盟約”上分做文章。還有非常穩健的神學家梅晨、範泰爾的晚年也是從“盟約”的觀念中產生的偏差。這不能不成為我們的鑒戒。
實際，我們需要記得，聖經從來不分割信徒整體和個人的信仰。賴特（Tom. Wright）他的“保羅新觀” 就是單單從群體的、國度性、末世性的角度理解救恩。緣於此，他很別出心裁，他認為恩典在人稱義一事上的重要性，表現在稱義是什麼。賴特認為“義”不是 “罪”的反面，而是能成功地遵守聖約生活的行動；在稱義一事上，“信”相當於“忠心” 。於是，罪人從黑暗進入光明，從死亡進入新生的重生經歷，還有個人的信心和悔改，就此，就被輕描淡寫了。
我之前對“保羅新觀”沒有特別研究過，是在某個場合非常讓我吃驚的聽到有傳道人在介紹什麼是聖經裏的“義”的時候，引用了賴特觀點，引起我警覺。（前些年我讀過一點賴特的作品，感覺特別彆扭，那時我還不知道賴特的背景。後來是在聽了林慈信的批判“保羅新觀”的講座才對賴特有所重視）。他們可能不知道“保羅新觀”是什麼，可能也不會接受“保羅新觀”。但是按著“信仰在“約”的群體中構成”的思路進行下去，早晚會和賴特的“保羅新觀”結盟。因為他們的方法論近似或者相同。
改革宗總願意批評別的宗派在真理上不平衡的問題，我認為改革宗內對教義的精准這方面的要求也並不平衡。部分的真理，被提升到完全真理的地位，用“抓住一點,不及其餘”的錯誤方法來論證，是人的罪性帶來的普遍性問題。我記得陳希曾講過一段話，是非常值得我們在神面前留意的。他說，“有些人自己喜歡的那些道理拼命地抱住，而自己不喜歡的，就想盡各種各樣的方法去把它稀釋掉。”這是人的狹隘性和局限性所致，其他宗派若是如此，改革宗也不例外。
2016/7/21
縛來賓